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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章

大宋王朝对外贸易港口的兴起和发展初探

时间:2014-06-15 10:21:59  编辑:赵海成教授  来源: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  人气:166

            大宋王朝对外贸易港口兴起与发展趋势探讨

           

                        山东省社科院   赵海成教授

 

大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尤其对港口的软、硬件建设,超过先前几个朝代的水平,从而使宋朝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

广州港口: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首先在广州设立中国第一个市舶司,是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制度,促使广州港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北宋时期,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量在三大贸易港(广州、杭州、明州)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以宋朝大量输入的大宗商品香药为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07年),三大港进口乳香354449斤,其中广州港就进口348673斤,约占全国总数的98.3%。广州港每年的市舶司收入是40万至70万缗左右,海外进口商品达50多种。至南宋初期,广州市舶司收入增加到120万缗以上,进口商品大约300多种。广州港船舶制造业非常发达,所造的船舶大者能容纳数百人,小者也能容纳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广州港制造的远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南宋时,广州港已能制造高4层,载重约1000吨的海舶,船上仅槳橹就有20俱,其大如桅,供1530人撑用。

广州港凭借其独厚的区位优势,被宋朝廷指定为通往南海诸国的枢纽港。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前,广州港一直是宋朝廷指定发舶去南蕃的唯一特定港口。直到元丰八年后,广州港才失去了其唯一民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的地位。

广州港至海外的航线直接通往摩逸(即麻逸,今菲律宾),向西能入大食国(即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及以西的红海沿岸诸国)和西天诸国(即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诸岛以及印度支那半岛与马来西亚半岛诸国),并延伸到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和欧洲的西班牙等地. 贸易范围扩大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见广州港在大宋王朝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利好的发展趋势。

    明州港口: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朝廷在两浙路杭州设立了第二个市舶司机构,即两浙路市舶司,用以管辖杭州、明州的市舶司事务。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源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诸官司给劵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批准在明州独立设置市舶司机构,大大促进明州港(今宁波)的发展。如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明州港仅进口乳香就有4739斤,数量居全国三大港口的第二位。从此,广州港、明州港成为北宋朝廷的签证发舶地。广州港为发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明州港为发舶去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口。同时,明州港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也很频繁。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令:“诸非杭、明、广州而輒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制”。明州港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是宋朝廷十一处官营造船厂所之一。据记载,宋神宗末年(约公元1021——1022年),明州港造船业年产量只有167艘。但哲宗年间(公元1086——1104年),明、温二州的造船数量跃居全国首位,并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及徽宗年间(公元1101——1125年),年产量达600艘,据全国领先地位。同时,是宋朝廷指定打造专供遣使出国用的大海船的定点制造场所。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朝廷曾令安焘、陈睦两学士出使高丽,敕明州造万斛船两艘,赐号“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为派徐兢出使高丽国,宋朝廷又诏明州造两艘更大的神舟,名为“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与“循流安逸通济神舟”,载重量达3600吨,有“巍然如山、浮动海上,锦帆蠲首,屈服蛟螭”之称。

宋时明州造船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考古资料表明,1979年在宁波东门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经鉴定属于尖头尖底船型,采用以减缓摇摆的舭龙骨技术,这项技术比世界各国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时期明州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据《开庆四明志》统计。当时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两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见明州的造船实力之雄厚。

明州港的航线拓展为世人所瞩。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前,是宋朝廷指定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口岸。明州港与日本的航线,即从明州出发,横渡东中国海,先到肥前的值嘉岛(今日本五岛),再转航至筑前博多(今日本九州福冈)。约从北宋中期,这条航线开始延伸到日本海的敦贺港,与日本都城更为接近。明州港与高丽的航线,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明州正式取代登州成为宋朝廷指定通往高丽的主要出入口,即从明州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南端西海岸北上到达礼成江口。

泉州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正式开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间,泉州港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间,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万缗,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间的收入就达到98万缗,接近广州港一年的收入。南宋中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或地区为31个,而到了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国家或地区,此时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经赶上广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对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专门拨出25万缗给泉州市舶司作为“抽买乳香的本钱”,以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对外贸易额已经超过广州。

泉州港的造船业起步对明州港而言是较晚。北宋天禧末年时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国11处造船厂所年产量排行榜,当时11处造船场包括广州、明州、杭州、温州、虔州、吉州、扬州、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嘉州等。当时泉州港的造船年产量还不及嘉州港(今乐山)45艘的数量。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但仍然复令明州港装饰,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间,泉州港的造船业才有一定的发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监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当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闽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绍兴和淳熙年间,泉州港逐步发展成为宋朝制造战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战船,经水师校试,“惟晋江县舡可用”。同时泉州私营造船业相当发达。据记载,绍兴初年,宋朝廷下诏福建造船,其建议以度牒方式买商船200艘,“可省缗钱二十万”。可见泉州造船业已有相当的规模,至元朝时期,泉州港的造船业达到鼎盛阶段。

泉州港对外航线的发展,自从公元1087年建立市舶司以后,并成为我国测算与东南亚诸国、印度、阿拉伯以及北非洲各国通航的航线距离(日数旅程)、方位的基准港口。泉州港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有泉州至占城、至三佛齐和渤尼等国。还有泉州港至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的弼琶罗(今索马里)、层拔(今桑给巴尔)。此外,泉州港至印度的蓝无里、故临以及阿拉伯半岛,这条航线是最为繁忙的。

登州港,密州板桥镇: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对朝鲜半岛、日本的重要贸易港口。朝鲜到中国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丽传》记载,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书丞陈靖、刘武二人出使高丽便从登州港出发的。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贸地位远远高于广州、泉州、明州和扬州。后来由于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扰及航海技术的进步,完全摆脱逐岛航行的办法,从而使北宋与高丽国通过登州港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登州的经济出现极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趋下降。到公元1041年,宋朝廷对登州港进行封锁,禁止南方的海船进入登州港。北宋中叶以后,辽、金连年侵犯宋朝,战争频繁,海疆不宁,经济重心因之南移。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桥镇设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山东半岛及临近口岸与高丽、日本等国的贸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等港。京东、河北、河东等路也可以通过密州板桥镇输出商品,南方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线。这样,登州港逐渐衰落,为密州板桥镇所代替。

    从所周知,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公元963年,宋太祖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平荆州、湖南、灭后蜀、南汉和南唐,吴越入朝,泉州归附。至此用13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宋朝版图基本确立:北至大名一带;南抵广州、琼州;东临山东半岛;西至后蜀诸州。大宋王朝控制、占有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为朝廷开展对外贸易奠定了海上交通的基础,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壮哉!大宋臣民用聪明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开拓海疆,发展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了何等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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