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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探讨

三论“上柱国大夫”

时间:2015-09-10 13:08:22  编辑:赵宇就  来源:赵宋南外宗研究会  人气:169

三论“上柱国大夫”

赵宇就  2015.03.31

  前言

拙文《再论“上柱国大夫”》(以下简称《再论》),经多方面的考证,认为粤中地区一些谱、志说的宋宗室赵必樘官衔“上柱国大夫”不符合宋制,应改为“朝议大夫、上柱国”。

读者反馈意见中,多数支持,认为该官衔里的勋号和阶官应当分离,才符合宋制。此说以下简称“分说”;

反馈意见中,少数反对,认为“上柱国”可以和“大夫”合并成“一个职官(官职)名称”;猜想宋代存在过这一官名;现代人在没有查明先辈之所以采用“上柱国大夫”这一官名的原因以前,应保留这一官衔。此说以下简称“并说”。

官衔之于官,犹如冠帽之于人。冠帽若不符合时制,起不到荣耀自豪的作用,反而会引人疑惑甚至讥笑,不是小事。另外,官衔不仅是几个族群内部的问题,它在全国都可以比较,又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两说的争论,自然就变成一次全国性、历史性问题的学术争论。

参与争论的双方,都不是单独个人,而是古今中外多代的人。争的只是学术、不针对个人。为把道理讲透,本文用词比较坦率。请谅。

现就两说展示各自的论据,并加以评论。敬请读者指正。

  “分说”和“并说”争论的焦点

对于赵必樘的为官,两说都同意他曾获勋号为“上柱国”、阶官为“朝议大夫”,但不知其历官。两说争论的焦点是赵必樘的勋号和阶官能否合并成“一个职官名称(上柱国大夫)”

对于赵必樘的官衔是“上柱国大夫”还是“柱国上大夫”,是次要问题,不是焦点;本文也将略加评述。

至于赵必樘是否得过“上柱国”勋号和“朝议大夫”阶官、以及其历官情况,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有待于他人和后人去探索。

  “分说”的论据

“分说”用6种史料来证明宋官的“阶官”和“勋号”应分别列在其官衔中:3.1 关于宋官制的典籍和史书;

            3.2 宋帝的制诏和告身;

            3.3 宋朝的国书;

            3.4 宋臣自署的官衔;

            3.5  宋人的行状传记;

            3.6  宋元的墓碑墓志。

在罗列史料之前,先解答:在纠正不合宋制的官衔之前,要不要先弄清楚祖辈之所以采用该官衔的原因。

一般说来,能弄清楚最好;但祖辈可能是多年代、多个人、多原因的,通常是弄不清楚了,古往今来纠正族谱失误的方式,常常是直接运用可信的史料,可以径行勘误,族人并无异议。试举数例:

{C}    宋·曾巩曾经把本族族谱稿子寄请欧阳修(两人同属唐宋八大家)写篇序言。修阅读后,回信《与曾巩论氏族书》,对其先祖曾元至曾乐的世数、曾乐所处的年代及官衔等提出质疑(勘误)。修根据的就是《史记》和《诸侯年表》,即以可信的史料为范,并没有先去弄清楚来稿之所以错写的原因,即径行勘误。(《欧阳修全集》页322

{C}    粤中有的族谱说赵必樘是张孝祥榜进士。陈智超导师并没有先去弄清楚该谱编者们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即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等史料,径行纠正为文天祥榜的。

{C}    某人之孙算作其一世、二世还是三世孙?《霞路赵氏族谱》旧谱多处算作三世孙,2010年版霞《谱》按《宋史》作二世孙的算法,径行纠正。没有谁花时间先去考证哪年哪个修谱人因为哪个原因开始采用了“三世孙”、辗转传抄下来。

2010年霞《谱》对旧谱作了成百处勘误,主要就是用现有的可信史料为范,径行修正;有的章节,进行重写。有的“并说”者,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其它问题勘误,并没有先去查考前人错写的原因。大家的目的是向现在公认的史实科学靠拢,尽当代人的时代职责。

3.1 关于宋朝官制的典籍和史书

“并说”提出,宋代官制复杂多变,“分说”只依靠一本《中国历代官制》,该书可能遗漏收集“上柱国大夫”官名。这显示出该说者视野仅此一书而已。

该书是孔令纪等编、齐鲁书社出版、505页、415千字。其中《宋代官制》占50页,稍嫌简略;但其素材采自《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书,主要内容、尤其是阶官勋号的关系,完全正确。

实际上,对付复杂多变的宋官制,“分说”者温习和新读了有关典籍史书共20多种、论文十几篇,向七八位国内导师、专家请教过。

   《中国大百科全书·宋史篇》编委之一、《元史篇》副主编、博导周清澍先生全文审阅了上述《再论》,2014.09.17提出:“上柱国大夫”问题,应以《宋史·职官志》、《宋会要辑稿》等书为准;陈智超先生是《辑稿》专家,可向他请教; 宋之前、后官制不必多加考证。

因此,笔者详读了《宋史·职官志》的有关段落,并寄《再论》向中国社科院陈智超博导求教,他是国内外研究《宋会要辑稿》最著名的学者。他审阅了全文后,2014.10.18告诉笔者:“‘寄禄官’(文散官)和‘勋号’是两回事,就应分开来表述。《再论》结论(建议改为‘朝议大夫、上柱国’)无误。”一个村《谱》,竟获国家史学专家们指导!

凭借《职官志》一书和《辑稿》导师的指导,本来就足以勘误了,但“并说”者认为勘误根据还不“确凿”。于是,笔者再温习和新读一些史料的有关章节:

《旧唐书·白居易传》;元·脱脱《宋史·瀛国公附二王传》

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邓广铭等《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

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宋代6种传书:《欧阳修全集》;《苏轼文集》;《陆游年谱》;《陈与义年谱》;《辛稼轩诗文笺注》;《文天祥全集》

明代2种方志:黄淳《崖山志》;  欧阳璨《万历琼州府志》

清代3种史书: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篇集成总案》;贾雒英等《(康熙)新会县志》;戴肇辰《(光绪)广州府志》

日·伊东忠太著、台湾唐羽译《崖山》第(七)、(八)节

美·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邓广铭《岳飞传》;

宋衍申《司马光传》;李之亮《宋两广大郡守臣易替考》

和多篇有关宋官制的文章:如何忠礼《介绍一件现存日本的宋代告身》;赵建飞《宋官吏管理制度》……

以及大量网络文章、资料。

在这些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尽管宋官制复杂多变,仍然获得4点重要的确证:

①宋官制之根,源于宋廷之《职官志》。对于各类各种官的名称、品

阶、职务、差遣、勋爵、俸禄等等,划分很细,管理很严。全国统一。

②宋官衔的内容(元素)包括:功臣称号;阶官;馆职;职事官;差遣;勋号;爵位;食邑;食实封等。一般官员只获得部分内容。官衔

中各种内容分离,其中阶官和勋号当然也是分离的。不但没有“上柱国大夫”、“柱国上大夫”的职官名或雅称,而且也没有由任何阶官任何勋号合并成的职官名称或雅称。

③宋官制书《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580千字),罗列宋官制5次较大的变革;《宋代官制词典》(1796千字),有各官种的分类变革。大部分变动是名称和品阶。历次变动结果,终宋也未变出过阶官勋号合并成的一种职官名称来。

④所参阅有关宋官制的史书,对于阶官勋号的分离,一致依照朝廷规范,交相呼应,互为佐证。只有此事是史实,才能如此。

3.2 宋皇帝的制诏和告身

宋皇帝任命高、中级官员的“制”,由“知制诰”(官)草拟“制词”,经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任命;并制成“告身”(相当于现代“任命书”),发给该官,作为凭证。

3.2.1 例如,哲宗元祐三年四月四日,知制诰苏轼拟出《除范纯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高平郡开国侯,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门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咨尔在廷,咸听朕命。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高平郡开国伯、食邑九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 范纯仁,器远任重,才周识明。……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高平郡开国公、加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余如故。”制词全文载于《苏轼文集》1095

中书省据此任命了范纯仁;四月六日,即制成长 63.5 厘米、宽25.4厘米、由色背销金花绫纸接成的约 800 字篇幅《范纯仁告身》。现此实物存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忠礼核对了该告身全文,同《东坡七集·内制集》比对,发现只有 2 处差异:即“开国公”作“开国侯”;“余如故”作“勋如故”。何文载于绍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二期。何对《内制集》及“告身”原文做了标点;附加两张“告身”的照片。

这个“制词”和“告身”,分别用实物确凿证明范纯仁原来的文散官阶官是中大夫、勋号是上柱国,被晋升到太中大夫上柱国。可见阶官勋号是两回事。上柱国既不和中大夫合并成“上柱国大夫”;也不和太中大夫合并成“上柱国大夫”。若有谁把范的简易官衔并成“上柱国大夫”,这个官名指的是是中大夫、还是太中大夫呢?

3.2.2    {C}欧阳修一生得过多种文散官官阶和勋号(级)。先举一制诏例,拟《制》官为宋敏求,于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修 59 岁时),“勑(敕),……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八百户欧阳某,增合诚明,学穷原本。……。可特授光禄大夫,依前行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加上柱国、食邑五百户,功臣封、食实封如故。”(以下阶官的品阶,多用元丰后的品阶标出。实际元丰前后略有出入)

其它授官制词格式类此。下面列出数例,但只示出其阶官与勋号:

欧岁 拟制人  阶官                    勋号

35   吴育    宣德郎(正七品下)      骑都尉(从五品下)      

41   稽颖    朝散大夫(从五上)      上骑都尉(正五)

50   吴奎    朝散大夫(从五上)      上轻车都尉(正四)

53   刘敞    朝散大夫(从五上)       护军(从三)

56张壊(土改王)正奉大夫(正四上)    柱国(从二)

59   宋敏求  金紫光禄大夫(正三)     上柱国(正二)

61   吕夏卿   特进(正二)            上柱国 (正二)

65            致仕(66岁,薨)

从欧阳修一生的历官看,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他得到初期的阶官宣德郎(正七品下)、勋号骑都尉(从五品),到最后的阶官特进(正二品)、勋号上柱国(正二品),阶官和勋号各自分开独立地变动,没有任何勋号和任何阶官合并成为一个“职官名”、诸如“骑都尉郎”、“上柱国大夫”、“上柱国特进”之类。

他曾得过阶官正奉大夫(正四上)、勋号柱国(从二品),也没有合并成“柱国上大夫”。

其二,奉帝旨给欧阳修写“制”词的知制诰们,上文只列吴育到稽颖等几个,实际还有许多没有列出。欧阳修、苏轼也当过知制诰,也给别人写过几百个内外“制”词(见《欧阳修全集》、《苏轼文集》),个个

知制诰都是严格地、千篇一律地按照朝廷规定来叙述官衔。

这是一个缩影,在时间上贯通于整个宋代、在地域上遍及于宋权力所达到的远郡边州,人人都得遵守朝廷的规定,宗室尤应恭谨带头。

3.2.3    {C}类似授予欧阳修的官衔,除《再论》已举例子外,还可以举出很多。为节省读者时间,下面再列一些,但只录其

司马光——太中大夫、上柱国;邢昺——朝请大夫、上柱国;

吕大防——中大夫、上柱国;……  

{C}3.3             宋致辽国书

宋致辽国书中介绍差使的官衔,有正式、严肃的程式,全部是阶官与勋号分列。现举两例:()内注为笔者所加

      仁宗嘉祐三年(1058)正月一日欧阳修拟《皇帝贺契丹太皇太后正旦书》“……今差朝散大夫(阶官,从六品)、太常少卿(职事)、直昭文馆(馆职)、护军(勋号)、广陵县开国子(爵位)、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 吕景初;……充正旦国信使正、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贺。不宣。谨白。”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苏轼拟《皇帝贺大辽皇帝正旦书》:“献岁发春,共讲三朝之庆。宝邻继好,茂膺五服之祥。……今差中散大夫、行司农少卿、上护国、南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 晁端彦;西京左藏库副使骑都尉、天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 杨安立……。”(见《苏轼文集》页1265“内制国书”)

欧阳拟国书原文全文连写,收入《全集》中已作断句、标点,分列了一如帝诏官衔的内容。若有谁把合成一官,辽国人懂吗?

{C}3.4      {C}宋臣自署的官衔

3.4.1      {C}欧阳修为父亲撰墓表《泷冈阡表》时自署官衔:“男          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功臣称号)、观文殿学士(馆职)、特进(阶官)、行兵部尚书(本官)、知青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差遣)、上柱国(勋号)、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  修表。”

3.4.2        苏辙《谢南郊加恩表二首》:“臣辙言:伏奉诰命,特加臣护军12转中第9转),进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寻具表辞免,蒙降批答不许,仍断来章者,……。”

3.4.3        苏辙再上谢恩表:“臣辙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再具辞免,蒙降批答不许,仍断来章,……

3.4.4 苏轼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乞致仕状》:“臣轼先自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奉郎、知定州安抚使,蒙恩落职。……

3.5  宋人的行状传记

宋人写宋人的行状和传略时,阶官和勋号是分离的。有的时期停用勋号,只用爵位,阶官从来也没有和爵位合并过。整个宋代阶官是独立存在的。例如:

3.5.1 《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齐公行状》:蔡齐,真宗祥符八年,经贡士得状元。“初拜将士郎

“天禧二年,还京,拜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再加宣德郎、勋骑都尉….

迁右正言,阶朝奉郎、勋上骑都尉

“仁宗元年(1022),迁右司谏。….转勋轻车都尉

“天圣八年,……朝散大夫…..护军

“景祐二年,赐号推忠佐理功臣,进阶正奉大夫、勋柱国……

3.5.2  洪天骥行状(略)

3.6  宋元的墓表墓志

查阅了大批。略举几个。

《尚书度支郎中、天章阁待制 王(质)公神道碑》:“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阶朝奉大夫、勋上护军、爵平晋男。……

为了节省篇幅,以下各例,仅列其、官、

王旦——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宫使、上柱国

包拯(包公)—朝散大夫、枢密副使、上轻车都尉(并无俗称官衔)

谢绛——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知邓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轻车都尉

赵宗沔(皇从侄)—银青光禄大夫、左监门卫将军、上轻车都尉

    以上6种论据,全部支持“分说”。“分说”在丝毫无损必樘公官衔素材的情况下,修改为“朝议大夫、上柱国”,完全合乎宋制。

 

  历代“并说”的论据

历代“并说”的论据,大致可归纳成 5 点:

4.1 多个族谱和个别志书载赵必樘是“上柱国大夫”或“柱国上大夫”;

4.2 林获“自称”职任“柱国上大夫”,可佐证宋亦有“上柱国大夫”;

4.3  赵必樘曾任广州府知府;

4.4  两个猜想,“上柱国大夫”可能是当时一种雅称;

4.5  三种史书,证明阶官勋号可以合成一种职官名称。

“并说”认为,凭此5点论据,现代人不能按宋制更改“上柱国大夫”为“朝议大夫上柱国”。

4.1 多个族谱和个别志书载赵必樘为“上柱国大夫”或“柱国上大夫”

粤中地区赵必樘的裔族、邻族和恩族的族谱及其延伸物(例如木主、灯笼、墓碑等),确有“上柱国大夫”或“柱国上大夫”的记载;“并说”曾总结为多谱上赵必樘“曾任柱国上大夫的记载无处不在”。

首先要指出,一些族谱、志书称赵必樘官名时并不一致,较多称为“上柱国大夫”,少数称“柱国上大夫”,也有称“上柱国”、还有称“朝议大夫、上柱国”的。有的族谱,一谱之内,同时用上3种名称。很不统一。笼统称某种官名“无处不在”,不够准确。

其次,史料要分轻重。多谱登载,不一定史值高。和族谱手抄本相比,神主牌和庙号的史值要高些;同是文字材料,地方志书比族谱更慎重些;同一志书中,如有二说,也要视情况分出轻重;专业人士著作,一般比照传抄谱者涉史较深。

最后,涉及全国性的问题,应以当时朝廷典籍为准。几条乡的人群,在全国是极少数,所采用官衔,若不同朝廷官衔系统接轨,就不能和他地他官作比较,起不到鼓舞和激励族人的作用,有失先祖期望。

根据以上原则,赵必樘官衔记载虽然纷繁杂乱,仍可概括成两个层次来研究,理出个头绪来:第一层次,其勋号是“柱国”还是“上柱国”?第二层次,其简易官衔,是“上柱国大夫”、还是“上柱国”?

    第一层次:见于严肃的神主牌上的官衔。必樘公有两房后裔。霞路房入粤先祖木主,题曰“宋宗室亲臣上柱国大夫”;长兄浮石房木主但曰,“宋宗室亲臣”。两房均不采用“柱国上大夫”。明朝建祠时,木主题名是件大事,一旦做成,百年膜拜,两房岂有不参看族谱、慎重选择之理?结果,都捨弃了“无处不在”的“柱国上大夫”,两房一致地对第一层次作出了结论。神主牌与族谱手抄本,孰重孰轻?

    浮石房举人赵天锡公认为:“必次(樘)公官阶,莫得其详。”因此更为慎重,该房木主连“上柱国大夫”也不采用,对第二层次也表达了意见。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风,继承了宋代正统的修谱宗旨,使百年后的修谱人肃然起敬。

    第二层次:见于神圣的先祖寝庙庙号。浮石霞路两房联建合祀的、在县城的先祖赵忠余(必樘)公寝庙的名号,有人建议写“柱国上大夫”,最后两房采纳举人陆见尧意见,决定庙主官衔是“上柱国”,既不是“柱国上大夫”,也不是“上柱国大夫”,而是个符合宋制的官衔。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会县志》第820页,记载县城金紫街该庙为“上柱国赵氏宗祠”,庙号赵忠余堂。

    但《县志》1048页“姓氏记载”中写有“霞路赵姓,始祖必次(应为樘),封为上柱国大夫,以宗室扈驾,……”这是县内调查各乡人口一次结果,素材多采自各乡和各姓族谱。上述两页矛盾。前者庙匾就在县志编者身边,后者采自乡人及其谱牒,应以前者为重。

    庙号与族谱手抄本,孰重孰轻?庙号就是结论。

    1908年谭镳主编的《新会乡土志》与上述呼应:“赵必次(应为樘)登文天祥榜进士。景炎中,以宗室扈从入广,与陆张诸公拥立祥兴少帝,进秩上柱国。”请注意,不是进秩“上柱国大夫”!这是叙史的一段,不是调查人口姓氏时转载的几句。

    此《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始编,1908出版。由举人、与表弟梁启超同为公车上书者的谭镳主编,黎昀(璧)、林灿予协编,施雨崖等22人任调查员,历时3年编成。其文史、调研实力雄厚。

    方志不比族谱手抄本更重些?

    1985年第二期《岭南文史》发表文史专家陈占标《南宋遗事》一文。文中引用《新会乡土志》上述“进秩上柱国”而不是“上柱国大夫”一段,再加上“崖山败,以二子良钤良骢托前知琼州林获,以存宗祀。”明确赵必樘就是浮霞两房的先祖。列为华南南宋遗事。

    2009.11.14 网易文章雁离子《赵氏族谱(3)历史篇》:“赵必樘,……宝祐四年中进士,封上柱国朝议大夫。元兵南侵,……

    2012.06.19新浪文章赵崇正、赵乙先《赵氏族谱—根的由来》:“宋上柱国朝议大夫讳必樘,……小名公及,字基甫,后人追号逊崖,……

    专业人士的著作,总比抄谱人多一番探史吧。

    即使是手抄本,也有抄对了的。霞路《谱》华灼手抄本第92页“祀祖”一节载:“其与浮石房会族,至新会城金紫街合祀‘上柱国公祠堂’,限三年一祭。”庙号非“上柱国大夫”。(也非“柱国上大夫”)

    在第二层次上,两房一致同意的,不是“上柱国大夫”,而是“上柱国”。庙号、方志、史学者著作都重于族谱手抄本。一再作出结论。

    华灼本中必樘官衔既有“上柱国”、又有“上柱国大夫”、还有“柱国上大夫”的记载,读者当然会问:到底是什么官衔?这是旧谱的一大憾事,正是现代修谱人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并说”者引用了繁杂的、不分轻重的必樘官衔材料,使读者发生错觉:“许多人都这么说,想必是真的”。但错觉只能奏效于一时,当读者们发现多谱并不一致、材料应分轻重后,迟早会弄清楚史实的。

42 林获“自称”任“柱国上大夫”,可证宋亦有“上柱国大夫”

4.2.1 对于“柱国上大夫”,清末举人赵熙奎从“柱国”和“上大夫”两个名词分别叙述其沿革来分析,而不是作为一个名词来寻根,可见他也是“分说”者之一。古文无标点,熙奎视“柱国上大夫”为连写、而不是并词。他认为“上大夫”是古代官名,宋代无此官名,只能对应于某个官名,疑为“紫金光禄大夫”,说:“宋神宗元丰时更官制,以光禄大夫换尚书左右丞(相)、抑左丞右丞者,犹上大夫下大夫乎?”但后辈误解为一组合词,坚称这是“一种职官名称”。

    “并说”者认为恩祖林获公官衔“柱国上大夫”中的“上大夫”就是“光禄大夫”,此阶官来源于三个元素:某版本里林公生前于嘱书上“自述”的“职任琼州知府”;其始建于元朝墓碑上有“柱国上大夫”之衔;而死后得到元朝赠“光禄大夫”;

    本节考证,林公生前没有担任过琼州知府;其墓碑为明代所立,佐证力度很小;在世时不可能被赠与光禄大夫。

4.2.2 林获的官衔

    林获嘱书大体可信。但版本很多,有同有异;其中有的细节差异还不小,到底哪个版本是林公自写的,还有待研究。例如,很多版本说林公曾任“琼州太守”;也有《族谱》说“托琼州知府林获字玄辅。”;还有说他嘱书自述“升知州,加升琼州知府,职任宋柱国上大夫。”

    据《宋史·地理志》整理出《宋代路置简表》,“广南西路”下设2府(静江、庆远)、20州(容、邕、……廉、琼)、3军(南宁、万安、吉阳,均在海南岛)。琼州在宋一直是州,何来“知府”?

    明·欧阳灿等修编《万历琼州府志》:琼州宋名为“州”;明朝改名经过:“孙安,处州人,广东卫指挥佥事。洪武二年(1369)八月,领官军千余分司海南,(在琼州)开设卫所。奏展城池,请升为府。”洪武三年,升琼州为府。以后,其长官始称“知府”。宋·林获生前怎能“自述”“知府”?所谓嘱书“自述”,可信么?

    陈智超老师几年前希望笔者调查林获在琼州任官情况,去年年底才查出一些。《万历琼州府志》卷九第297页为历届守臣表的一页,表分上——中—下—3行,填写“宋知琼州军事——通判—推官—”。上行填“赵厦”;中行填“林获”;下行填“廖铨”。可见林获确曾在此为官,这表很珍贵。但是,有3问题:一是林在表上只是通判;二是赵厦任知琼州于12091212年,算出林获仅69岁,显然系年有误;三是林获升知州年月未查出。

    《志》书搜集历代守臣名字、年代时,有时发生差错,在所难免。例如李之亮《宋两广大郡守臣易替考》一书,录“知琼州”66人,经肖卫文指出,有多人系年错误,还有14人漏列。《琼州府志》亦有类似情况。《宋守考》里守臣有1219~12291245~1264空缺。

    史书上“知州”和“知府”的官名是严格分开的。广东特产端砚的端州,于徽宗重和元年(1118)十月升肇庆府,守臣升前称“知端州”、升后称“知肇庆府”。例如《广东通志》卷十五:“张渐……崇宁年知端州军州事。”卷十六:“王宪之,(重和四年)知肇庆府。”《琼州府志》守臣表上既写“宋知琼州军事”,确证琼州是“州”无疑。

    林获确曾在琼为官,上述表列只是通判,但琼守有30年空缺待查。按宋制,历任两届州通判后可升知州。林任知琼州可能性极大。说林任知府,是后人按明朝地名托林公“自述”之嘱书误添。

    宋代知州官阶的范围,一般在六、五品左右。例如:欧阳修当过滁、扬、颖、同等知州和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知事,官阶一直是朝散大夫(从六品);苏轼,知登州时阶官朝奉郎(正七品);南宋陆游,知叙州时也是朝奉郎,本人知严州时和其子子虚知江州时,都是朝请大夫(从六品)。

    林获知琼州,琼州比得上扬州、应天府吗?“并说”模糊地说林公生前职位不低,目的是使人往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想,史实是林获生前没有担任琼州知府、阶官离“上大夫”很远。

4.2.3  林获公的墓碑

林获公墓始建于元代,经历明中、末叶和清共3次较大修筑。其墓碑题为《宋赐进士柱国上大夫琼州太守考始祖林公合墓》。

宋元墓碑题名次序是:《阶官名—职事官名—差遣—勋号—爵位——墓主》,官衔中各内容不一定全有;墓碑不写学衔。例子极多。明清仍多沿用这一次序。但明中叶以后,有时在“阶官”前先题学衔“赐进士”(详见《再论》一文)。可以认定,林公现墓碑是明中叶或以后立的。笼统地说墓“始建于元”,未能表示出碑题时间。以明代碑题来佐证宋官,力度很微弱。

“并说”者引用此碑题时,只引用到《……柱国上大夫琼州》为止,把“太守考……”及以下省略掉,令人怀疑。因为所隐写的下文恰恰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墓主是“琼州太守”、而不是“琼州知府”。这个信息,和某些《嘱书》《族谱》不同。

 但此碑又说林公是“柱国上大夫”,“上大夫”对应于金紫光禄大夫,即左右丞相品位。宋朝有这么高品位的琼州知州吗?此碑题有自相矛盾之嫌。

4.2.4 关于林获被元赠官

清末浮石、霞路举人赵晋、赵瑞合写的林获公墓志铭,据说有“后元以公故,因以光禄大夫赠公。”之句。“并说”引用的目的,是“说明林获公生前或逝世后,无论是登榜或所授所赠官职都不算低。”从而引导读者相信“上大夫”就是光禄大夫。这里,有几点须要弄清楚:

一是时间。注意该句中的“后”字。1279年二月,崖山败,林公受托“上岸图存”,先居战地附近,后以水咸,迁睦洲。因抚养宋裔,隐居草莽。1281年逝世。1283年赵良钤、林桂芳起义被害。宋亡6年后,元还下诏缉捕帝昺与陈宜中。元有可能在1281年以前赠林获高官吗?林获生前能预测到身后有光禄大夫赠官、因此自我“套(找对应)级”成为“上大夫”、写出自己“职任柱国上大夫”的嘱书?元赠林获高官的时间亟待探索。

二是阶官。光禄大夫在宋为正三品(职务枢密院签书院事);在元则为从一品(职务朝廷丞相)。元以这么高的阶官赠给一个“南人”,必有重大原因;且《元史》必载其赠官诏书。

元确曾赠过另一个“南人”,见《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程(钜夫)公神道碑》。程钜夫,(湖北)人,随其任宋知建昌军的叔父居于江西,于1275年城陷后,降于元。程在民政、监察、文教等方面为元做出巨大贡献;历任闽海道、江南北道、浙东海右等肃政廉访使;累官至:与平章政事(宰相)一同议政。1313年致仕前被特授光禄大夫。这个阶官,接近于文官顶级。

有必要弄清楚元于何年何事将如此高阶的官赠给一个已故的宋知州;元史有无、如何登载此事?

三是“以公故”。上例程钜夫以自身(对元贡献)故,得受赠。林获以自身什么缘故呢?“以公故”,说的不是因为林的子孙当了大官、而是因林公某种缘故。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疑问重重的元赠官一事,首先要弄清史实,才能参与支持“上大夫”作史据。

综上所述,“并说”建立“上大夫”的3个基石,“琼州知府”不是史实;墓碑题名是明朝所写,内容自相矛盾,反而为不是琼州知府作证;元朝赠官一事有待确凿考证。“上大夫”本身的存在尚被怀疑,还谈什么佐证“上柱国大夫”?

请注意,《宋史·职官志》和大量史书,不但没有“上柱国大夫”、同时也没有“柱国上大夫”的“职官名称”。它们俩谁也佐证不了谁。

4.3  赵必樘曾任广州府知府

  4.3.1 “并说”有三个认识上的误解

  “并说”称,“将后来只当了11个月的勋级上柱国和多年以前授予的五品朝议大夫‘合成’为一个官职,不合适。”即认为“上柱国大夫”里的“大夫”的品阶应该等于或接近“上柱国”的品阶(正二品),因而嫌族谱中《两房子孙登科录》里说必樘的“朝议大夫”(正六品)偏低,一方面,未举任何史据,就断定朝议大夫是他几年乃至十几年前得的、到扈从幼帝时早已高升了;另一方面,积极寻找资料,试图证明寻得的大夫就是等于或接近金紫光禄大夫。

这里,显示出“并说”者3个误解:

①一般宋登科录上给已故人物附注官衔的通例是:除另有注明外,都是终官(含赠官)或最高官阶或官职。例如宋《淳熙三山志·人物》,《连江县志》等。《两房子孙登科录》上所载必樘官为“朝议大夫”、“上柱国”,没有另注历官”,应按通例视为终官。

“并说”者猜想朝议大夫只是必樘公早期历官中的一个,而不是终官或最高官,能说说为什么只提这个官而不提其它历官的理由吗?能提一下有关他的终官的信息吗?

②“并说”认为赵必樘1256年登进士,到1276年扈从幼帝南航时,为官20年,官龄比明朝赵应元的为长,官应比应元高;“朝议大夫”偏低了。纯理论是这样;实际不尽然。且勿论不同朝代的升官情况各有不同,就算同在宋代,各人升官情况常有差别。试举两例:

赵必樘的堂伯父崇橐,1229年登黄朴榜进士,为官约40年,官至宣教郎(从八品)、监尝县察盐税。致仕,赠朝散大夫(从六品)。墓碑题为《宋朝散大夫赵公墓》。见《三江赵氏族谱》“入广之一世祖”

必樘的堂弟赵必(木寺),1256年同登文天祥榜进士。至1278年,仍是新兴县尉(从八品或更低)。

崇橐官龄倍于必樘的,必(木寺)官龄同必樘的,官阶都比必樘的低。升官规律并不总按理论。“并说”按官龄来定官阶,很片面。

③“并说”猜想宋官的阶官品位(品阶)总和勋号的相等或相近。本文第三节已用许多例子,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此再举数例:

阶勋情况   姓名   阶官(品阶)           勋号(品阶)

高阶高勋   王旦 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   上柱国(正二品)  

中阶高勋   王利    太中大夫(从四品)    柱国(从二品)

低阶高勋   裴德裕    朝奉大夫(从六品)  上柱国(正二品)

低阶中勋   刘儆      朝散大夫(从六品)   上轻车都尉(正四品)

高阶低勋 皇从侄赵宗师 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骑都尉(从五品)  

可见阶、勋品位并不总是相等。

“并说”者不知以上史实,或虽知道但仍认为不“确凿”,于是积极寻找与“上柱国”相配的阶官。

4.3.2 赵必樘曾任广州府知府

“并说”者听说福建一族谱上必樘名字旁有“知府”二字。很重要,为将来寻找必樘历官开了一个头。按必樘资历,这是可能的。可惜未注何时何地,信息过简。

还听说“有史料称,元兵入侵,在广任职的一位知府闻风丢印遁逃。必樘公临危受命,任知府处理政务。”这一信息,更重要;但也存在一些疑点:

首先是广州何时升府?“并说”者提出关履权《两宋史论》中一些语句,作为依据。该书第85页有一句“(宋)有时也把一些重要的州改为‘府’。”企图说明“广州重要,已升为府了。”这一句作为史据的力度太小。因为重不重要、改不改府,并非学者、族谱修编人说了算,而是朝廷的事。端州(1118)、康州(1131)、英州(1195)之所以升府,是因为作过三个皇帝封地、当过“潜邸”;广州虽然是两宋广南东路的治所、而且设有市舶所的大港,然而在全国州中排名,只是“中”州,《两宋史论》全书只称广州,不称广州府。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该书第218242页之间,有七、八处宋原文述及“广州”和“知广州”、另有廿多处关履权述及宋代“广州”,“并说”者只字不提。例如关的书中有:

《宋史·尹崇珂传》:“克广州擒刘鋹,即日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市舶转运等使。”《宋史·王焕之传》:“王焕之……寻知福州,未至,改广州。”等等。全书无一处说“广州府”。

“并说”只摘录“宋设府州军监、府比州重要”等语句,隐而不讲该书“广州是州不是府”的实质观点,不是治史的好方法。

广州虽然是“路”的治所,其行政级别却只是领8县的中等“州”。路的治所不设在“府”而设在“州”,并非独此一处。福建在南宋时置1府(建宁)、5州(福、泉、….漳)、2军(邵武、兴化)。福州虽是“路”治所、泉州虽是东方第一大港,但都是“州”。直到1276年景炎帝立,福州才改为“福安府”。同年十一月元占,有效期7个月。

各种史料称某州名时,都严格区分是州是府。例如,北宋时称广南西路治所为桂州(今桂林),南宋时称静江府。

    直到1278年六月,广州才升为翔龙府。但府名有效期只有半年。为什么呢?因半年后广州便被元兵永久性占领了。宋末,宋元拉锯争夺广州。宋共3次收复广州。第一次收复后由赵溍、第二次由张镇孙、第三次由凌震、王道夫主政。凌、王主政期是1278年三月至闰十一月。因此,翔龙府的有效期为1278年六月至闰十一月。

    若赵必樘得“翔龙府知府”职,只能在此期内,先居官于该城,后接管守臣逃遁后的该城。史料未见他留在该城的任何记载;至于凌、王,是否逃遁过呢?

    凌、王在元兵围城后,确实撤离过该城。如何撤离,《宋史》、《崖山志》等有三说:一说王于闰十一月初一遁、凌于十三日遁,元军于十四日进城,统治真空时间只有一夜。二说凌震被俘投降,但史载王道夫于十二月初四又率兵攻广州,败;凌援之,亦败;降说属误传。三说凌、王在元军围城时突围退出,这样,统治真空就连一天也没有。总之,正史方志没有翔龙府知府遁走、赵必樘临危受命的记载。

    除非传说的“在广任职的一位知府”的“广”不是指广州,而是指“广南东路”,那就是指肇庆、德庆或英德三府之一了。但又说必樘“临危受命任知府处理政务”,即接受过朝廷的诏令,必然见于史册。然而三府历年守臣名单和《崖山志》资料中,未见赵必樘之名。到底他是何时何地的知府?亟待研究。

    4.3.3 《广州府志》能证明广州在宋朝是府吗?

    史料确证,“广州”之名,始于三国·吴黄武五年;其升为“广州府”,则在明洪武元年(1368

    广州志书有15种:宋元共9种,称广州或南海;明清各3种,均称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撰《(乾隆)重修广州府志序》:“迨有明洪武年间,始建府治。我(清)国定鼎之初,仍明制。”

    明以后的人,称广州为“广州府”,是很自然的事。但“并说”把《广州府志》作为史据,想证明广州在宋是“府”,就错了。所提到的吴剑生(现代人)、谭镳(1908主编成《新会乡土志》)、日·伊东忠太(1867~1954)用过“广州府”之名,能说明什么呢?一点也帮不上“广州在宋已是府”的忙。

    大量宋元史书只称“广州”。宋代既无广州府,何来“广州府知府大人赵必樘”?即使欧阳修的应天府知府,亦不过是“朝散大夫”。

4.3.4        历史的衔接

    倘若12761278年间赵必樘果真担任过“广州府知府”,那么他的官职和“亲臣”之间怎么衔接?他什么时候返回船队、或到硵  洲、或到崖山去扈从与拥立幼帝?他在哪里向林获托孤?亦即和现行(传统)史料的描述相衔接,应有个合理的依据,才可信。

    在这些史实没有经过庞大工程的考证、得出一个大概以前,竟匆匆忙忙当成确史,载入族谱,确凿了么?合适么?

{C}4.4             两个猜想

4.4.1    {C}猜想“上柱国大夫”可能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雅称

   “并说”者发现“乡进士”是举人有“近于进士”而更自豪的一种雅称,为修谱人增长了知识,作出贡献。很好。应给予适中的评价。

    赵晋、赵瑞在《林恩祖月山墓志铭》署名写学衔时,用过“乡进士”雅称,但在本族谱牒里很少再看到:在《(浮霞)两房子孙登科录》的“前言”及列表中称赵晋为“副榜”、在列表中称赵瑞为“恩魁”;两房共15个举人,在《登科录》上没有一个用“乡进士”之称。

    《霞路赵耿光堂家族新谱·附存新谱弁言》:“家孝廉天锡、宗坛领乡荐,…..。”《崖山志》编者署名:“明进士、新会黄淳纂修;举人李之世校正;….。”也均不用“乡进士”之称。

    可见,“乡进士”雅称,虽能存在,但使用不多,连本乡、本县的谱、志都不用。当然,凡是贡献,都是宝贵的。

    “并说”者却猜想,这一雅称,可以延伸用到“上柱国大夫”,即民间存在过或流行过这一正史所无的官名。显示出“并说”者没有注意到“乡进士”和“上柱国大夫”之间的差别。从3个方面的差别看,“上柱国大夫”不能成为和“乡进士”同样的雅称:

    第一,“乡进士”是对应于举人的学衔,低于进士、高于秀才,即和国家的学衔接轨。定义明确。“上柱国大夫”的勋号是“上柱国”、阶官或官职是某种“大夫”。某种大夫可高到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低到朝奉大夫(从六品),不明确对应于哪一种。若辩称“只对应于与上柱国相配的一种”,由于宋制阶官与勋号是两个系统,许多官员的阶、勋品位是不同的,并无固定相配的一种。(上文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定义含糊。作为官名,不明确插入到朝廷官名系列中哪个位置。

    第二,“乡进士”在史籍上早有记载:苏东坡的老丈人王方就是乡进士;《四库全书·正字通》:“各省直,乡试中式曰乡进士”。乃至《聊斋》、《儒林外史》等均有述及。表示宋及以后古人使用这一雅称。

    “上柱国大夫”在宋及以后史籍中未见,即在多朝代中无人使用。

    第三,“乡进士”在十几个省里民间的族谱、牌匾、墓志、牌坊上出现过,均有实例(每省可以举一例,略)。流通区域与人群极大,其“约定俗成”的“俗”极大。这一雅称,具有全国性。

    举人还有一些别名,其流通区域与人群极小。例如部分僧人呼举人为×××,是个不雅之名,因只流行于部分寺庙,尽管其定义也明确,但人群太小,其“俗”太小,得不到本群以外的人的理睬。

    “上柱国大夫”只在粤中地区少数的族谱上登载,在各省各姓中未见采用,其“俗”也小,远不具有全国性。而官衔必须具有全国性。

    从这三方面看,同是正史所无,“上柱国大夫”不能成为类似“乡进士”的雅称。赵晋、赵瑞学衔用上“乡进士”,云南、四川、甘肃的人,也知道他们是“举人”而致敬;但未必懂“上柱国大夫”是什么官。连 “并说”者本人,也未必能解答清楚、能和同朝官员比较其位置高低。那么,族人怎么能因先祖有此雅称、而更加光荣和自豪?

4.4.2    {C}猜想赵必樘先当“柱国上大夫”、后当“上柱国大夫”

   “并说”者还猜想赵必樘先获“柱国”、后升“上柱国”勋号。这是合理的推测。重要的是,还要小心的求证。谁主诉、谁举证。最近,在没有赵必樘的历官证明资料的情况下,若被采用,真应当从长计议。

    一般说来,勋级是逐级转升的。但有时会转两级、特殊情况下甚至多级,各人情况各有不同。

    宋淳化元年(990)正月,“定文臣京官、幕职州县官(勋)始授武骑尉,朝官始授骑都尉,然后历阶而升。”即逐级转勋。

    但“二府、武臣正任官以上,骑都尉以上遇恩双转。”即可以一次两级转勋(阶)。上文已有一些实例。

    特殊情况下,还有跳多级的,例如赵必(木寺),从新兴县尉(八品或以下)跳到户部侍郎(三品);赵不彼,从朝散郎(从七品上)扈从高宗南渡,被擢升大将军(从二品)。两人跳升,史料有载。

    在没有史料谈到赵必樘是怎样获得“上柱国”勋号的情况下,他一、二、还是多级跳上来的可能都存在。必樘也是扈从,仿上两例,跳升的可能很大,凭什么说他是一级升上来?

    迄今所见族谱,或说他是“柱国”、或说是“上柱国”,只认定一种,还没有一本说过他“先当柱国上大夫、后当上柱国大夫”的。

    当代修谱,就是修史。凭猜想修谱,不太妥当吧。

{C}4.5      {C}“并说”的史据

    为了支持本说的结论,“并说”终于找到3种史据。方向正确了。可惜还不够充分;有些史据反而为“分说”作了证明。但总是前进了。

4.5.1    {C}姚文俊历史传记武侠小说《上柱国荣禄大夫姚允先》:“清朝上柱国荣禄大夫姚允先,官拜上柱国、大都督。位列一品,…….姚允先,出生入死六十年,以老告归,军功卓著,诰授荣禄大夫,诰封三代祖的传奇人生……。”

    “并说”者看到书名有“荣禄大夫上柱国”字样,就认为是“合成的一个官名”。错了。这只是阶官“荣禄大夫”和勋号“上柱国”的连写,而不是“并词”。因为上文姚允先为官时“官拜上柱国”,以老告归后,又“诰授荣禄大夫,”明明是不同时间的两件事。即使是武侠小说,也没有把“上柱国荣禄大夫”当成“一种职官名称”。

    在无标点或断句的古文里,不但“勋号”和“阶官”可以连写,甚至通篇文章都是连写。近代在许多加了断句的书中,绝大多数句子清楚了,仍有一些官衔,没有把官的各个内容分开。到现代有了新式标点符号后,才彻底解决,例如上述何忠礼一文。并词连写的区别:

    通用名词“荣禄”的概念是“光荣和禄位”;“大夫”的概念是封建时代的“官员”、或北方人对“医生”的别称;“荣禄”和“大夫”写在一起,就单独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变成一个专一名词“荣禄大夫”,在清朝是一种阶官,即“从一品的文官散阶”,完全脱离了原有的两个通用名词的概念,变成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合并词”。

“上柱国荣禄大夫”虽然连写在一起、仍然保持“上柱国”和“荣禄大夫”的各自意义,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两词连写”。

4.5.2    {C}《明会典》:“称正一品阶勋云加授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疑止为赠设耳。”

    这句的意思是:“所谓享受正一品官阶的勋号者,就是把正一品(其阶官名为‘特进光禄大夫’)在封授或追赠时施加于‘上柱国’,可能(疑)只限于(止为)追赠时(才有这种‘施加’)罢了。”

    “并说”者看到《典》中有“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的连写,认为这就是合并成一种职官名称的史据。又错了。因为两名词只是连写,而且在它们的前面还有“加授”两字。

    连写的甲乙两名词之前有“加授”两字时,表示“加甲于乙”的意思,“特进光禄大夫”是被加之物,“上柱国”是受加之物。这种连写,并没有使两物合并成第三物。

    《典》上还有类似句式:“加(上柱国)严嵩,辞以人臣无‘上’。”此句中隐含词“(上柱国)”是被加之物,“严嵩”是受加之人,物、人虽连写,物仍是物、人仍是人,并没有合并成为什么。严嵩这个假谦虚,说“我是臣子,官衔“上柱国”里不应该有‘上’字”。

    《明会典》中其实把官阶和勋级分得一清二楚。各个朝代各种勋级享官品各异,以“上柱国”而言,在隋享一品;在唐享“视正二品”;在明享从一品(阶官名为“银青光禄大夫”)。《典》中上述那句的下文:“李(善长)韩公、徐(达)魏公、常(遇春)鄂公初俱带勋级‘上柱国’,然(阶)不过‘银青光禄大夫’。”是两回事。

    从明朝其它文章可以再度确证。李善长在《进元史表》上署名:“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枢左丞相兼太子少师 李善长等言:”原文自“银青”至“等言”均连写(无顿号),能合并成一个长串的“职官名称”吗?

4.5.3    {C}白居易诗篇

    “并说”者引用白居易诗《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中末句“柱国成私自问,有何功德及生人。”说诗题及末句就有“朝散大夫上柱国”或“上柱国朝散大夫”,即白居易已将勋号和官阶合并为一个职官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考证,在诗题诗句中“朝散大夫”和“上柱国”甚至没有连写在一起,竟然也合成一个职官名了。

    诗题的意思是:起先在阶官上晋升“朝散大夫”,然后在勋级上又转到“上柱国”,两件事在两个时间里完成。

    末句的意思是:我获得了“上柱国”勋号,扪心自问,我给世人做过多少好事呢?这句只有“”、没有“”,怎么证明合并成一个官呢?

    为了帮助“并说”,笔者现给补上该诗的末前句:“且惭身忝官阶贵,未敢家嫌活计贫。”意思是:对于本人阶官升到朝散大夫,进入高阶层,十分惭愧,哪敢再说家庭生活清贫。

    好了,诗句谈阶谈勋都补全了,到底在哪里“合并成一个职官名称”?倒是末句说的是“”、末前句说的是“”,很清楚的两件事,给“分说”提供了一个史据;只证明了白居易也是个“分说”论者。

 

    这就是“并说”找到的3 个史据。证明了“”和“”合并成“职官名称”了吗?

 

4.5.4  纵观“并说”的5个论据,或过于简略、或有待考证、或误解、或全错,未能支持其结论“并说”为了保持先辈族谱编者的“劳动成果”,不惜让入粤先祖继续戴不合宋制的官衔,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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